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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已不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,乡村振兴迫在眉睫

信息发布者:gssjnxcyc
2019-12-06 21:44:33    来源:《新华网·思客》

编者按:本文转自《新华网·思客》,如实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现实,欢迎大家转发、呼吁。

1、星散的人口

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,在我的记忆里,老家曾经是人口繁盛,百业兴旺,老有所养,幼有所乐,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,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,大家都满怀希望,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。

人是活在希望中的,希望使人精神焕发,做起事来,劲头十足,认为前途光明,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。

这次回家,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,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,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,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,但幸福感并不强烈,尤其是展望未来,笼罩在人们心头的,多是不确定的阴霾。

在老人的帮助下,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,也就是1985年左右,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,村子里的人口,一共是132人,这些人中,老中青搭配合理,尤其是青年一代人,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,所以,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。

而目前的人口,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,是126人,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,只有54人,而这54人中,基本以老幼为主,如果只算成年人,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,超过60岁。

老幼相守的村子,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,老一辈,即使无可奈何,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,幼的一辈,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,待到十五六岁,也就开始东南飞了。

乡下,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。

2、即将荒芜的土地


因为劳力限制,村庄里的耕种方式,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:

一是水田当旱地种。

插秧割稻,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,请人帮助犁水田,或者插秧,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,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,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,全村的水田,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。

问及吃饭的问题,都说种一季水稻后,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,不足的时候,就到镇上买点来吃。显然,人口的减少,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。

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,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。

过去都是犁地,锄草,现在都不用了,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,田地退化,土质板结,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,产量大减。

老人们都自我解嘲:这哪里是种地啊。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,但没有劳力,又有什么办法呢?

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。

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,也已经力不从心,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,种上茶叶或油茶,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,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。

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,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,都没有来得及考虑,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,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,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,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。

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。

因为人口越来越少,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,不需要柴火,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,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,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。

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,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,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,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,小则松鼠、鸟雀慢慢的侵占,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。

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,往后的发展,基本可以断定,年轻人不会种地了,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,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。

当然,人退林进,也未必不是好事,但村庄的衰落,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

3、日渐凋零的老一辈


改革开放后,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,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、四十几岁,到如今,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。

这一代人,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,辛苦操劳还无所获,半饥半饱地过日子,子女众多,更是艰难度日,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,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,很有保障,就胼手砥足,起早贪黑,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,所以,这一代人是最辛苦、勤劳的一代人。

劳动惯了,也就成为一种习惯,成为一种生活,长期习惯的生活,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。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,很少坐在家里享福,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,都是坚持劳作,认为白日闲过,就是一种罪过。

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,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,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。

接着就是上幼儿园,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,不择寒暑,每天跑两次。待到大一点,到镇上上学,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,算是陪读,并且,把孩子一送进学校,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,只要能够赚几个钱,什么都愿意做。

村子里的庄稼,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,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,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,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
精力是有限的,生命也是有限的,接二连三地,这一辈人开始凋零,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,也就撒手西去。

一座座新坟的出现,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,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,最终发现后继无人,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,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,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,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,甚至有的坟头,也难得有人来烧一炷香了。

4、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


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,他告诉我: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,但在家忙过一阵后,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,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,还是去深圳,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,年纪渐长,技术有限,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,工资还少的事情,前些天太热了,就又匆匆回家了,说不想再出去了。

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,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,两边都感觉是鸡肋,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。

其实,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,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,已经奉献给了城市,像一根甘蔗一样,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,汁水留在了城市,这个渣滓,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,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。

当然,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。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,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,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,没有钢筋,没有柱子,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,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。

田地虽不少,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。

他们的上一辈,把田地视为珍宝,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,到他们这一辈,只把田地当鸡肋,他们的下一辈,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。

想象一下,老一辈已经凋谢,这一辈回归乡村,对种田缺乏激情,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,将是一幅什么样的乡村景象?

5、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

我们总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,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,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?

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,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。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(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),虽然情形有差异,但总体而言,前途似乎并不光明。

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。

大部分青年,都是父母在外打工,由爷爷奶奶,或者外公外婆带大,隔代教育,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,但学业多荒疏,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,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,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,少数初中毕业者,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。

而作为山村的孩子,一进县城,俨然一个大世界,就只知道玩耍,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,索取生活费,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,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,就辍学了事,或者到处混,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。

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。

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,勤俭节约的一面,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,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,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,毕竟,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。

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,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,开支与收入相抵,并不能有所积累。又对乡下的生活,横竖不习惯,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,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,于是以谈朋友、结婚为名,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,倾其积蓄,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,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。 

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,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,自己没有经济来源,住上楼以后,将何以为生?

我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,兜售蜂蜜,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,硬是卖到150元,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,也是这些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。

6、良风美俗的损蚀


在传统乡村社会,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,人们生于斯,长于斯,老于斯,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,虽然物质不够丰富,但社会有序,人与人之间,家庭与家庭之间,虽然也起干戈,但绝大多数时候,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。

毕竟,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,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,名声不佳,也往往不受人待见。

但当前的农村,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过去的良风美俗,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,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。

孝道堪忧。

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,谈及子女们的孝顺,她不禁潸然泪下,一口气讲了很多:我一年到头,辛辛苦苦种了又收,得到几千斤玉米,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,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,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,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,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。

大儿子回来后,从不给我什么,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,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,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,也给他借了些,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,认为我偏了心,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。媳妇总是吵,回家就到处找钱。

是啊,他们应该有钱,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,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,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,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。

在农村,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,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,要尽孝道,基本谈不上,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,哪怕八十多岁了。

能够相忘于江湖,对于老人来说,也并不是什么难事,可惜的是,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,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,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。

两性关系危险

过去的乡土社会,男女有别,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,但相敬如宾,互相有底线,倒是很平常的。但现在的村子里,从谈话中可以知道,中青年们,男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开放。

中年男女,因为人口流动关系,夫妻天各一方的,已经很普遍,但留守的一部分人,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,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,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,更有甚者,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,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,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。

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,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,更是随便。

而小青年们,自小因为父母外出,教育失调,在两性关系上,亦难健全,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,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,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,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,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。

急剧变迁中,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,不免阵脚有些乱,这苦果,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。

7、现代化之路也有苦果


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,毋庸多言。

但在内地山村,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,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,难免进退失据,在村子里,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,小小一个村子,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。

垃圾处理难。

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,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,已经难以奏效了,在循环过程中,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。

如大量洗洁剂、洗衣粉等,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,各种农药瓶、酒瓶、饮料瓶,连同其他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,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,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,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,但在山区,地势有高低,这个丢弃地,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,影响之大,显而易见。

打工者的精神健康。

小小的村子里,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(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,大多与情感有关),而未出去之前,都是极为健康的。

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,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、不讲人情、五光十色的世界中,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,他们的喜怒哀乐,又有谁会去关心呢?

商业化、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。

过去的换工互助,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,按天收费,一点不含糊;过去走亲访友,带点礼品,或者自己亲手所做,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,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,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,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,反成一种负担,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,或者谁欠我多少;

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,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,热热闹闹、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,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,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,给钱办事,买卖而已。

当一切都货币化,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。

传统手艺的消失。

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,积累了很多的技艺,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,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。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,这些都不存在了,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。

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,古朴实用的石磨、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,别致的蓑衣、斗笠等等,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农庄搜集去了,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,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。

取而代之的,一律都是粗糙的、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、塑料制品,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,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,取其光滑易擦。

8、乡村是否还能重建?


发展中,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承,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,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,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,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,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、溃烂,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。


1957年5月,费孝通先生回到儿时读书的苏州吴江县雷震殿小学,坐在当年的教室里。

通过在乡下的见闻,以及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,我们知道,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,并且越来越严重,而其中的关键原因,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(尤其是人才)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,而向农村反馈的,虽然有,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,长此以往,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。

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,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,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,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,农产品的自给,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所以乡村的发展,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,现在的村民,粮食不够,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,但一任发展下去,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?

或者再退一步,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,不考虑乡村的荣枯,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地适应下来,稳定下来,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,农民涌向城市,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,社会问题更加突出,而我们当前的趋势,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地处于城乡之间。

所以,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,城乡的共生,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。

当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,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,“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,结果连人都收不回”。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,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,乡村医生,也想尽办法到县城,甚至更大的城市。

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,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?

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。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,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,确实,不能否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,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。

直白的说,就是乡村没有机会,没有地位,没有希望,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。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,未必是很好的办法,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,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,最低限度,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,将是必要的。

这就要求乡村医生、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,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、体面的生活。

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,一方面,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,一方面,要有一种机制,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,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,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,是值得借鉴的。

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,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,而不必一定到中心(镇上、县城、省城、北上广等)才能得到认可,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。

自上而下的重视,物质资源的反哺,也是必要的,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,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,运转不灵了。

但自上而下的关照,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,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,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。 


文︱湖南大学老师王君柏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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